Mark Henaghan教授主讲10月10日，Mark Henaghan教授在Northcote图书馆给大家普及了新西兰的家庭法律，此文章会回顾Mark教授当天讲解到的所有主题。
中国和新西兰的监护权有什么不同？
新西兰的儿童监护法
•新西兰的子女抚养费
•在新西兰使用体罚及其对监护权的影响
新西兰的家庭争议解决（FDR）
•FDR 的运作方式
•FDR 的灵活性与选择性
•FDR 的费用
文化冲突
权力不平衡与关系中的虐待
•孤立与依赖
•虐待的形式
•寻求帮助的障碍
•法律保护
•社区和法律倡导者的角色
•赋权海外伴侣的重要性
•Mark教授关于法律行动的建议
问答环节：关于儿童监护和抚养费的常见法律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家庭法里的监护权和新西兰法律里的监护权是两个概念。
中国的监护权指的是对未成年人或没有行事能力的人（如未成年或残疾人）所拥有的法律授权和责任。它包括为受监人的福利、健康、教育和财产做出决定。
新西兰的监护权主要指的是对孩子的生活中重大，长期决策的法律责任，包括教育，医疗和宗教方面的决策能力。不同的是，孩子的日常照顾是不在监护权的范畴内，而是分出来的一项则叫“日常照料“。
当家庭破裂时，新西兰和中国在监护权和子女抚养安排有显著差异。在中国，通常有一方父母获得孩子的监护权，而另一方父母支付抚养费。然而，新西兰的儿童监护制度基于共同抚养，强调父母双方都应继续参与孩子的成长和日常生活，而这通常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这种方法鼓励共享监护，时间的分配可以是每周特定，例如每周六周日去看一方父母，而另一方则是周一到周五的去照顾孩子。有时后，时间的分配也可以是平等的。
在新西兰，子女抚养费是家庭破裂后监护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西兰的法律规定，无论孩子与父母的接触频率如何，抚养费仍必须支付。抚养费确保父母双方在经济上为孩子的福祉做出贡献，即使父母不再共同生活。重要的是，无论孩子的出生背景或当前的生活安排如何，抚养费都必须支付。即使孩子是由一夜情产生，或者由于某些情况（如虐待，施暴行为） 一方父母与孩子接触有限或无法接触，他们仍然有法律义务为孩子的抚养做出经济贡献。这确保了孩子的福祉始终是优先考虑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动态不会影响这一点。抚养费计算的系统是自动化的，支付金额是由一个特定的公式来计算，考虑了父母双方的收入以及每个父母与孩子共度的时间。通常收入较高的一方需要向收入较低的一方支付抚养费。该系统的存在是想保持公平性，计算是通过计算机公式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法庭判决。
然而，该系统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抚养费的执行。许多父母未能履行抚养义务，导致未支付的债务往往被注销。尽管如此，仍有追索的途径。如该方并未支付抚养费，这种行为可以在政府网站上进行举报，允许有关当局在必要时介入。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让不履行义务的父母承担责任，尽管执行的效果各不相同。
例如，如果该方并未支付，该方则是要上税的工作员工，政府可以直接从该方的银行账户里进行扣除，直接支付抚养费给受益人。如该方是自雇人士，因为无法从账户里直接进行扣除，收入的追踪会较难也更难核实，如若有证据能证明，可以提交证据来为孩子争取高一点的抚养费。
新西兰的法律还规定，抚养费的优先权在于父母第一段关系中的孩子。这意味着后续的婚姻或关系不能作为不支付前一段关系中孩子抚养费的借口。如果父母再婚或组建了新家庭，他们仍然有责任支持早先关系中的孩子。这一原则确保了对第一段关系中孩子的财务义务不会因新的家庭安排而被忽视。
在分手后，经济压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两名父母从共同收入转向分别维持两个家庭时，经济压力会显著增加。Mark教授提到，一个普遍的现象，父母双方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来适应新的财务状况，并恢复到分手前的经济稳定。在此期间，承担主要抚养职责的父母往往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因为没有了伴侣经济支持，他们需要承担更多抚养孩子的日常开销。当主抚养者的财务资源较少时，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尤为明显。
新西兰法律对于抚养费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子女抚养费是为孩子的利益而支付的，而不是作为对另一方父母照顾孩子的补偿。这一区别非常重要，因为抚养费的目的是支持孩子的成长，包括支付住宿、食物、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抚养费不应被视为仅仅是支付另一方父母的照顾工作，而应视为对孩子福祉和未来的贡献。
总之，新西兰的子女抚养法律的原则是确保父母双方为孩子的需求在经济上做出贡献，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虽然系统计算抚养费追求公平和公式化，但是此方法仍存在挑战，特别是在执行方面。父母们必须理解他们在法律下的责任，确保他们履行对子女的财务义务。
新西兰的法律里，严禁对儿童或配偶使用体罚，父母若有此行为，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某些国家，体罚在育儿中可能更被接受或被视为一种管教方式。然而，在新西兰，法律明确规定，不容许任何形式的体罚或暴力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在决定儿童监护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还显著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产业融合可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类。如果发现父母对配偶或孩子使用了体罚，该方可能会失去监护权甚至探视权。除非该方停止虐待行为，并采取明确的措施进行改变，否则法院可能会限制或撤销其对孩子的接触权。明确的措施通常包括参加课程或项目教育父母非暴力育儿技巧，并强调为孩子创造安全、积极的环境的重要性。在考虑恢复监护权之前，施暴或实施虐待的该方必须向法院提供其努力改正的证据和证明。
如虐待的情况持续，法院可能会完全剥夺父母与孩子见面的权利，以确保孩子的安全和福祉。法律优先保护孩子，这意味着如果父母不能改正虐待行为，他们可能会永久失去与孩子建立关系的机会。
在涉及体罚的监护权案件中，法院通常会听取孩子的意见，特别是当孩子年龄足够大，可以表达自己想法时。例如，如果孩子认为在父母之间往返情感上或身体上都感到疲惫，或者一方父母在探视期间未能与孩子有效互动，法院可能会减少或取消该虐待父母的探视权。
Mark讲到一个案例，孩子的父母离异后，孩子父亲住在四小时开外的地方，而根据法院判定的探视权，孩子只有周六周日时间才能去探望父亲。而在这些探视期间，父亲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新女友，而不是孩子。“我们要知道，每次来回花四个小时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累的。”可能孩子上学后，想周末跟朋友出去玩，这些可能才是孩子想要的，对此，法院裁定，如果父亲希望维持与孩子的关系，应该由父亲来承担旅行的责任，而不应强迫孩子忍受长时间的、压力重重的旅行。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首要关注点是孩子的意愿。新西兰的法院力图避免给孩子施加不必要的情感或身体负担，尤其是当一方父母没有全心全意照顾孩子时。这种做法强调了共同责任的重要性，以及在家庭破裂后，通过尊重和非暴力的育儿方式来维持健康的亲子关系。
家庭争议解决（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是新西兰的一种调解服务，它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家庭在不诉诸法院的情况下解决抚养和监护问题。其目的是鼓励父母合作，制定一个适合的抚养计划，优先考虑孩子的福祉。与正式的法庭诉讼不同，FDR更加灵活，冲突性较小，而且通常成本较低，是家庭破裂时解决争端的更好选择。
FDR 并不是一种法庭程序，而是一种服务由受过训练的调解员主持的。调解员的角色是促进父母之间的沟通。调解的目标并不一定是让双方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而是帮助他们达成一个以孩子为最大利益的可行安排。调解员监督讨论，引导父母朝着共同理解、妥协和理想的育儿计划发展，以服务孩子的最大利益。这种合作方式有助于避免法庭诉讼中常见的对抗性氛围。成功调解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关注孩子的需求。较好的调解员会优先直接与孩子交流，了解他们的愿望和看法。通过这些对话，调解员能够在与父母沟通时代表孩子的利益，将焦点从父母的争议转向孩子的最佳利益。通过将孩子的声音纳入决策过程，调解员能够引导父母做出更符合孩子意愿的决定，确保孩子的情感、身体和心理需求成为协议的核心。
FDR 并非强制性程序，参与是自愿的。这种灵活性使家庭可以探索其他解决争端的方法，如果他们认为另一种方式更适合他们的需求，也可以不通过FDR 来解决。父母可以独立解决问题，或者在选择调解之前，可以选择通过律师或治疗师等其他方式进行协商。虽然 FDR 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争端解决环境，但没有必须遵循的固定程序，这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的家庭动态和情况。
最初，FDR 会议通常由政府资助，为家庭提供 6 到 8 次免费的调解会议。然而，国家政府最近实施的政策将财务责任转移到了父母身上。目前，家庭需要共同支付约 800 新西兰元的调解费用。这种费用分担机制旨在鼓励双方认真参与调解过程，但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尽管需要承担费用，FDR 仍然是比法庭诉讼更便宜的选择，后者通常既耗时又昂贵。此外，FDR 会议是保密的，为父母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讨论敏感问题，而不必担心这些言论日后会在法庭上对自己不利。这种保密性鼓励了开放的对话，并有助于父母比在激烈的法庭斗争中更快地达成解决方案。
在育儿中的文化差异可能会使监护安排变得复杂，尤其当一位父母的价值观和育儿方法源自不同文化背景时。这一问题在移民家庭中尤为突出，他们将自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育儿方法带到了新西兰这个拥有不同育儿规范的国家。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误解和情感压力，特别是在分居后监护安排的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母亲移居新西兰并嫁给了一位年长的纽西兰男性。受她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影响，这位母亲认为要在两个女儿身上培养韧性和纪律。为了让女儿们了解生活的艰辛，她将她们送到了中国的一个农村地区生活了一个月，那里生活条件远比她们在新西兰的舒适生活艰苦得多。尽管这次经历本意是让孩子们懂得珍惜优越的生活，结果却使她们心生怨恨。而这位母亲在家中实施的严格纪律也与她们在新西兰的同龄人享受的更为宽松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让孩子们产生疏离感。当这对夫妻分居时，年满16岁和12岁的两个女儿选择与父亲一起生活。根据新西兰法律，孩子年满16岁后有权决定自己与哪位父母同住。两个女儿都强烈表示不愿再见到母亲，12岁的女儿甚至称她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种强烈的敌意在父亲的新伴侣的影响下加剧，新伴侣鼓励孩子们对亲生母亲抱有负面的情绪。
参与此案的心理学家对这位小女儿对母亲的强烈仇恨感到震惊。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仇恨主要源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同时也受到父亲及其新伴侣的影响。心理学家指出，母亲的初衷是出于爱，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传授重要的人生道理，但孩子们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误解了母亲的这些行为。心理学家建议通过辅导来重建孩子与母亲的关系，因为维持与父母双方的关系通常对孩子的成长最为有利。
遗憾的是，这位母亲在法律程序中显得孤立无助，且没有律师代表她出庭。她在一个不完全理解其文化育儿观的法律体系中艰难前行。此外，她还面临着经济困难，甚至连所获得的法律援助都必须偿还，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困境。
法院认识到维护孩子与父母双方关系的重要性，试图下达命令，要求母亲与孩子进行和解。然而，由于孩子们在父亲和新伴侣影响下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这一努力变得异常困难。尽管母亲做出了努力，但她的育儿方式与新西兰更为宽容的育儿规范之间的文化冲突，导致了当时看似难以弥合的裂痕。
这个案例揭示了许多移民父母在新西兰面临的更广泛挑战，他们的育儿方式往往被不熟悉其文化背景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所误解或评判。这突显了在监护权争议中考虑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和相关专业人士需要更具敏感性和理解力。马克教授强调，要帮助孩子通过文化的视角来看待父母的行为，尤其是当这些行为源于父母的爱和希望传递重要价值观的愿望时。
在像新西兰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法律体系和支持服务必须更加关注育儿方式中的文化差异。对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父母，如这位中国母亲，这些差异常常成为评判、疏离和误解的根源。如果没有文化敏感性，这些父母在监护权争夺中可能会处于明显的劣势，无法有效传达他们行为背后的理由，最终被与孩子隔离开来。
在新西兰，一些关系中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平衡，尤其是那些男性从海外带来伴侣的情况，通常这些伴侣来自女性自主权较低的国家。这些女性，往往比她们的伴侣年轻，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对新西兰法律和社会系统的不熟悉，她们常常陷入孤立。这样的孤立，加上缺乏支持网络，使她们容易受到多种形式的虐待，包括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的虐待。
许多这些女性并不精通英语，这限制了她们在新西兰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她们经常严重依赖丈夫来满足基本需求，如理解法律文件、管理财务以及获取医疗或社会服务。这种依赖使她们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尤其是当关系变得充满虐待时。这些女性可能会感到被困在这种关系中，无法摆脱，因为经济限制、对羞耻的恐惧，或者为了孩子的缘故不愿返回自己的国家。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女性同时遭受身体，精神和经济上的虐待。身体虐待可能表现为暴力或威胁，而经济虐待则涉及控制女性的经济来源，限制其获取资金，或阻止她们就业。这种经济控制特别有害，因为它剥夺了女性的独立性，加深了她们对伴侣的依赖，甚至生存也要依靠伴侣。施虐者可能利用对财务的控制，阻止女性离开关系或寻求帮助，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无助感和被困感。
尽管新西兰为虐待受害者提供了许多支持服务，但许多这些女性对此一无所知。语言障碍、文化孤立以及对新西兰法律框架的不熟悉，使她们难以获得帮助。此外，即便她们知道有支持服务的存在，出于对伴侣报复的恐惧或担心移民身份问题，她们也可能不敢寻求帮助。许多这些女性来自家庭问题通常保持私密的文化，寻求帮助被视为可耻或不光彩的行为。这种文化压力进一步阻止她们寻求援助。
根据新西兰法律，身体，精神和经济虐待都是非法的，经历这些形式虐待的女性有权通过法律系统寻求保护。受害者可以申请保护令，这种法律命令可以阻止施虐者接触或靠近她们。在经济虐待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发出命令，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资金或财产。然而，许多女性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并不了解这些法律保护或不知道如何获取这些保护。她们也可能因对法律系统的陌生或担心问题会进一步恶化而犹豫不决。
对于在法律和语言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说，积极支持这些女性至关重要。考虑到奥克兰等城市的多元文化特性，理解和应对文化差异非常重要。例如，那些更愿意使用母语的女性可能会对主流服务感到排斥，因为她们的文化需求未能被理解。因此，提供多语言服务并与具备文化敏感度的倡导者合作，可以在接触和支持这些女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夫妻间常常会因为沟通问题而产生误解和冲突。这会导致挫折感和疏离感，进一步扩大两人之间的鸿沟，使得问题更难解决。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这些女性可能会感到被压制和忽视，无法为自己发声或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对虐待关系中女性所享有的服务和法律保护的宣传力度。社区组织、法律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参与，教育和支持那些处于脆弱境地的女性。建立一个文化敏感的资源网络和支持小组，可以帮助这些女性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为她们提供实现独立的工具和途径。
马克教授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律教授，但他建议在处理家庭纠纷或监护问题时，不应立即诉诸法院。打官司往往代价高昂，耗时长久，精神上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最终的结果通常并不尽如人意。相反，马克鼓励家庭探索其他解决方案，如通过家庭争议解决（FDR）进行调解或进行私下谈判，因为这些方法可以更快地达成和解，并且更有利于关注孩子的最佳利益。然而，在涉及虐待的情况下——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经济上的虐待——马克教授强调，受害者不应犹豫，应该立即联系警方。警方有权立即签发保护令，要求施虐者在一定时间内离开住所。这一紧急措施对于防止进一步伤害至关重要。如果施虐者在保护令到期前返回并继续施虐，他们可能会面临监禁。这些命令为受害者，尤其是在高风险情况下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紧急、临时的保障，确保她们的安全。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马克教授承认，警方并不总是能及时回应或理解情况的严重性，尤其是当处理刚接受训练、缺乏应对复杂家庭案件经验的警员时。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法律倡导者和社会服务机构需要介入，支持受害者，确保她们能够获得必要的保护和资源。
尽管有时法律干预是必要的，但马克强调，诉讼往往是最后的选择。法庭程序费用高昂，且可能拖延很长时间，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额外的压力。即使有律师介入，实际上只有约10%的此类纠纷会真正进入法庭。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律师都会努力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尽管这种和解对双方有益，但并不总能满足受害者的期望。
因此，马克教授建议，在诉诸法院之前，应该先探索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他强调，受害者及其孩子的福祉应始终放在首位，在虐待案件中，来自警方和社区的迅速、有效的支持往往是最实用的解决方案。
关于儿童监护和抚养费的常见法律问题问：什么是边境警报？如果一位父母想带孩子去度假，孩子多久能出国？
答： 边境警报是一种法院命令，防止一方父母未经另一方父母同意将孩子带出国。孩子的名字会在边境控制系统中标记，如果尝试带孩子离开国家，孩子会在机场被阻止。不过，这个系统并非完全万无一失，有时护照上的名字和边境警报上的名字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一方父母想带孩子出国，必须获得拥有监护权的另一方的同意。如果有一方担心对方父母不打算回国，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以阻止此次旅行。重点应放在孩子的最佳利益上，确保他们的福祉和社交关系，而不是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要解除边境警报，带孩子出国的父母必须提供他们将返回的证据，或获得另一方父母的同意。
问：一方父母收入很高，但因缴税较少而支付较低的抚养费。我有他未缴税收入的证据，我该怎么办？
答：你可以向收入审查机构提交一份申请表，这个过程是免费的，要求对该父母的收入进行评估。该机构将审查其税务记录并与其他财务记录进行比较。提供确凿的未缴税收入证据非常重要。如果该机构发现该父母少报了收入，他们可能会调整抚养费，使其反映出正确的财务状况。
问：如果另一方父母没有按时支付抚养费，而且是自雇人士，我该怎么办？
答：强制自雇父母支付抚养费可能具有挑战性。你应该联系儿童抚养团队，他们可能会对此问题展开调查。如果他们发现有延迟支付的证据，他们可以对未来的付款处以罚款，通常约为5%。如果该父母受雇于公司，则可以直接从他们的雇主处获取抚养费，这使得执行更为简便。
问：分居超过两年后，我想离婚，但我的伴侣拒绝沟通。我该怎么办？
答：在新西兰，分居两年即可申请离婚（婚姻解除）。只要满足这一要求，法院即使在你的伴侣没有回应或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批准离婚。你可以单独提交申请，法院将按照程序处理。
问：如果父亲在中国，我还能从他那里获得抚养费吗？
答：从居住在中国的父母那里执行抚养费支付较为困难，因为两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新西兰遵循普通法体系，而中国并不属于普通法体系，这使得执行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该父亲居住在香港、英国或澳大利亚等普通法管辖区，执行抚养费的难度会小得多。
问：我和配偶在中国离婚时没有讨论抚养费，现在我们都搬到了新西兰。我需要再签一份新西兰的离婚文件才能获得抚养费吗？
答：新西兰承认在其他国家签发的离婚判决。如果双方父母现在都是新西兰居民，抚养费义务将在这里生效。只要中国的离婚协议被认为公平且不是在胁迫下作出的，该协议可以在新西兰执行。
问：关系财产的分割会影响抚养费吗？
答：父母之间的财产分割不会直接影响抚养费的数额，因为抚养费是基于孩子的经济需求。然而，如果财产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分配给孩子的资产，获得较少财产的一方父母可能支付较少的抚养费。财产分割是父母之间的独立事务，通常不会影响对孩子的经济支持。
